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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玄奘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一位出国留学生

来源: 作者: 2019-11-20 14:58:27

唐玄奘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一位出国留学生

应该说,玄奘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留学生。他在印度那烂陀寺跟随戒贤法师学习5年,成为“十大德”之一。玄奘的声望达到顶峰是戒日王在首都曲女城为他举行无遮大会,据说没有人能够“诘难”他,但这些都是玄奘自己讲的。

近日,国产电影《大唐玄奘》在五一档上映,影片讲述了唐朝高僧玄奘历时17年,不畏艰难险阻,前往印度取经的传奇故事。由于明代小说《西游记》的影响,唐僧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。然而文艺作品终究无法取代真实的历史,甚至有着不小的差距。

一代高僧玄奘成长的中古佛教史背景是什么?他为何要“偷渡”出境?玄奘在印度学成归来后,如何卷入唐朝政治斗争?他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哪些变化?围绕上述问题,澎湃采访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教授孙英刚,请他为读者还原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及其鲜为人知的晚年境遇。

澎湃:玄奘出家前的家庭身世如何?

孙英刚:玄奘祖上都是当官的,他的祖父陈康做过北齐的国子博士,父亲也是早通经术,做过江陵县令。他的哥哥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僧人,玄奘的出家跟他哥哥可能有点关系。在他成长的过程中,我们看到很多隋唐时代的重要人物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他的出家,就受到隋代有名的大臣郑善果的激赏。

我们现在有一种误区,认为僧人都是出身底层、没饭吃才去出家,但中古时代很多僧人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都很好

,绝非泛泛之辈,玄奘当然也是如此。又比如他有一名弟子窥基法师,就是唐朝名将尉迟敬徳的侄子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以玄奘为代表的这批高僧?除了和尚的身份之外,他们都还是知识分子,有的还是大知识分子。玄奘是大翻译家,对义理也有很多贡献,跟他同时代的道宣,学问也是好得不得了。道宣是律学大师,同时又是历史学家,写有《续高僧传》、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、《广弘明集》等等。所以,我想强调这些僧人本身就是社会知识精英中的一部分,我们今天要讨论那个时代的知识和思想世界,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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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,当时的佛教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宗派壁垒。玄奘早年曾到处留学,去过四川、相州(今安阳)、长安、洛阳等地,跟很多高僧都学习过,博采众长、转益多师,当时有名的僧人比如法常、道岳等,都曾指导过他的学习。不论地论、摄论,都能广泛学习。所以玄奘生活的时代,学术氛围是自由、包容的,所以才能产生那么一大批高僧。

澎湃:他决定西行的真实动机是什么,为何会成为一名“偷渡客”?

孙英刚:首先玄奘肯定不是像《西游记》里讲的那样,是被唐太宗派出去的。他实际提出过出去的请求,但并没有得到回复,所以最后被迫“偷渡”出去。

关于玄奘西行的动机,除了受到前贤如法显事迹等人的感召,主要是随着对佛学造诣的提高,感觉很多学说分歧。当时,随着佛教在中土传播,由于对原始佛典的理解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学说,一方面,这可视为是对佛教原教旨主义的背离,标志着中国佛教具备了在印度和中亚佛教之外独立发展的能力,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。对于玄奘等僧人来说,却希望去印度找到最初的原典,来化解翻译或解释带来的记载差异问题。

那么有个契机就是武德九年(626),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僧人波颇到达长安,组织译场,许多中国僧人都参加他的译场,玄奘就从他那里听说在印度的那烂陀寺有位戒贤法师讲授《瑜伽论》总摄三乘之说,因此就产生了去印度的想法。玄奘结侣上书朝廷,要求西行,但是被拒绝了。似乎唐太宗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儿,所以等玄奘回来之后,太宗还谈起他怎么没有经过允许就出去等等。

我们今天看地图他绕得很远,先绕到中亚,再从中亚经西北印度进入印度腹地。可能有人会问,中国和印度不就挨着的嘛,他怎么绕这么远?但这条路就是当时成熟的交通路线,商旅、使节、高僧走的都是这条路。横穿青藏高原在当时还不是一条常规路线,一般人不会去走。

商人跑来跑去是为了求利赚钱,像张骞这种使节也是应募出使,为了建功立业,而像玄奘、法显这些人就是纯粹为了信仰,这是玄奘的伟大之处。

澎湃:抵达印度后,玄奘的主要活动有哪些?

孙英刚:这些我们就只能根据他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的记载来说了,其中有些我们相信,有些也不信。比如玄奘记载了一段与印度戒日王的对话,他说当时《秦王破阵乐》已经传到印度,戒日王还问起过他相关内容,但我觉得这不太可信,因为《秦王破阵乐》是歌颂唐太宗的,怎么那么快就传到印度?而且玄奘还说因为这首乐曲,印度的君主对秦王(“秦”是李世民登基前的封号)也很仰慕,所以这些话就很让人怀疑是不是他编出来为了讨好李世民的。

不过应该说,玄奘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留学生。他在印度那烂陀寺跟随戒贤法师学习5年,成为“十大德”之一。玄奘的声望达到顶峰是戒日王在首都曲女城为他举行无遮大会,据说没有人能够“诘难”他,但这些都是玄奘自己讲的。

无遮大会后,玄奘就决定回国,当然有很多人要挽留他,就像现在留学生回国时一样。不过当时劝他的理由是,印度是“佛土”(佛陀出生的地方),回去则是边缘地区,但玄奘最后还是坚持回去了。

澎湃:归国之后,迎接玄奘的是怎样一种政局?

孙英刚:玄奘在唐代历史风云中的角色其实和政治有很大的牵连。他回国的时候,唐朝刚刚经历了一次政治动荡,就是太子李承乾被废,这件事本来与玄奘没有直接关系,但这是他回来之后面临的政治局面,我推测是对其有利的。因为李承乾身边原来有一帮关系密切的僧人,包括玄奘曾经的老师法常等人,所以李承乾倒台之后,在长安比较活跃的普光寺僧团就瓦解掉了,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。

我觉得除了唐太宗晚期之外,他对佛教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信仰,我们知道他也支持道教,对宗教更多是利用的态度。比如,太宗知道玄奘从国外回来知道很多信息、有知识,就希望他还俗当官。另外玄奘的语言能力不是很强吗?就如荣新江等老师们敏锐地强调过的一点,太宗就想让他把《道德经》翻译成梵语,然后倒流回印度,这就像我们今天输出孔子学院一样要输出本土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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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见,太宗作为君主,操纵宗教的能力是很强的,包括他让玄奘写《大唐西域记》,现在很多老师都讲,《大唐西域记》实际上就是一个重大国家项目,因为太宗当时已经有进军中亚的野心,那么情报收集就很重要,所以我们看《大唐西域记》里的内容,那些中亚国家的兵、民、牲畜数量都记载得很详细,很像一份调查报告。唐朝对外战争,往往带有主动性,而且都是提前若干年收集情报。在对高句丽的战争中,也是如此。因此,玄奘回来之后,就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政治中去。

同时,玄奘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,很变通,比如他在翻译经书的时候就发议论说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没有“转轮王”(佛教认可的世俗君主),但他在给太宗写信、给高宗上表时,就一直称他们为“转轮王”,所以他对君主的态度比较圆融。太宗晚年跟玄奘的关系很密切,有很多接触的机会。同时,玄奘跟长孙无忌、于志宁这些大臣的关系也很密切。

澎湃:在“佛土”印度成名回来后,玄奘自身的身份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

孙英刚: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土僧人身上都有,不过在玄奘身上体现得比较鲜明。佛教毕竟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,到了唐代,尽管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,但玄奘仍然感觉很矛盾。一方面,他作为佛教徒,到印度后就感叹他怎么没有生在“佛土”,应该是感到自卑的。另一方面,他又是“中土”之人,有点“民族主义”。

这里举一个例子,玄奘回国之后,有一位僧人法长要回印度去,玄奘就托他带信给印度的一些朋友,这个信后来就保存在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里,大致就是讲“我们唐朝皇帝治国有方,而且推崇佛教,现在的佛教水平不比你们那差”,从信中的口吻来看,是有点“文化自信”的意思。当然这种变化也有一些军事、外交背景,因为王玄策借吐蕃的兵,在印度打了一仗,很成功,还押了很多俘虏到长安去,所以一下子就给中国人很多自信。

澎湃:如今提起玄奘晚年最大的学术成就,可能就是他组织译场、翻译佛经。

孙英刚:玄奘在学术上还是有不少敌人的,因为他有“原教旨主义”的一面。陈寅恪说过一句话很经典,我以前经常引用,就是“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,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,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,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,且亦终归于歇绝者”。陈寅恪是拿玄奘的例子作比喻,说玄奘的唯识学之所以不能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主导地位,是因为它太强调外来的东西。一种思想要想在中国被接纳,需要一方面输入外来之学说,一方面不忘民族本来之地位,我认为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评价玄奘的翻译。总之,玄奘有双重的身份认同:第一是作为佛教徒,第二是作为中土之人。这双重身份是纠结在一起的。

玄奘在翻译上属于“直译”,他不认同此前鸠摩罗什的“意译”,如果用“信达雅”的标准,鸠摩罗什是“雅”,翻译的句子中国人更容易理解。而玄奘比较原教旨主义,比如梵语bodhisattva这个词,以前都翻译为“菩萨”,但他认为应该直接音译为“菩提萨埵”。玄奘一大部分工作是要把以前翻译过的经典进行重译。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不认同。比如高宗就告诉玄奘,让他先把没翻译的翻译了,然后再重译已经翻译过的。

其次关于玄奘的传记,如果我们读玄奘弟子写的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,再对比同时代道宣《续高僧传》中的《玄奘传》,就会发现有很大区别,虽然《续高僧传·玄奘传》中的部分内容应该是后人添加的,但是它能从侧面反映出玄奘当时受到的一些打压。熊十力原先也写过《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》,指出玄奘所面临的一些挑战,比如他认为玄奘不善于顺应俗情,不许讲“旧经”,以致于引来“旧学”的诬毁,等等。

《续高僧传·玄奘传》那一卷只写了两位僧人的传记,另一位是印度的僧人那提,他带了很多梵文原典到中国来翻译。根据道宣的记载,玄奘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,包括掠夺他的经典、阻碍翻译等等。当然关于这个事情,从熊十力到季羡林先生,他们都讨论过是否可信,但我想不管是否为真,道宣这么写,至少反映出存在着对玄奘的不满。

道宣在当时也是一位佛教领袖,声望不在玄奘之下,他也参加过玄奘的译场,但很快就走了,他可能觉得不投机,对玄奘的翻译并不买账。而且在《续高僧传·玄奘传》中,道宣也没有怎么提玄奘翻译的事情,等到玄奘弟子为老师立传的时候,才增加了大量关于翻译的内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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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:如今关于玄奘西游求法、翻译佛典等事迹都广为人知,而他的晚年活动却少有人提及,根据学者研究,他的晚年处境其实相当艰难?

孙英刚:由于玄奘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当时党争,而且和于志宁等这些辅政大臣关系密切,所以很可能被归为旧臣一派,玄奘晚年的时候,高宗就不是很待见他。这些,都可以去读刘淑芬教授的一篇长文《玄奘的最后十年》,讲得很清楚,发掘了很多信息。尤其玄奘去世之后,还莫名其妙地迁葬,把尸体挖出来从白鹿原迁到少陵原,我们现在也说不清楚原因。玄奘的葬礼也很简单,大臣都没参加,很不符合他的地位。还有玄奘弟子写的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,慧立写完之后埋进地下,过了很久,才从地下挖出来,由彦悰增补而成。种种迹象都表明,玄奘晚年受到政治上的压制。

玄奘在是对政治非常敏感的一个人物。从太宗、高宗、武则天、中宗,很多代皇帝都跟他有着比较密切的关联。乃至他死后,中宗还在使用他留下来的政治遗产。等到玄奘去世之后,他在政治上还有影响,比如他的弟子德感、慧沼在武则天崛起的过程中,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但对政治参与过深,是双刃剑,玄奘本人也被伤到,德感也在历史长河中湮没。德感在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中起过很大作用,他在世的时候,风光无限,是国师一级的人物,但是在武则天去世后,他的身影在文献中就几乎被抹去了。我感觉玄奘一系僧人的政治性都比较强。

还有个例子,武则天当初怀唐中宗李显的时候难产,就请玄奘来护持,玄奘借这个机会就向高宗和武则天说,如果将来要生男婴就让他出家做“法王”,于是中宗出生之后,高宗就给他赐号叫“佛光王”。所以等到中宗上台之后,他本来就信仰佛教,于是玄奘就变成可资利用的遗产,到8世纪初,玄奘去世半个世纪后,中宗还会到大慈恩寺去追念,提拔玄奘一系的僧人,强调自己和玄奘的关系等等。玄奘跟政治的关系密切之后,一方面可以因为君主的扶持得到荣光,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跟随政治起伏而遭遇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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